树上的叶子哗啦啦

 

一片灰黄（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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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叶子哗啦啦

【文中涉及的地名、人名均进行了处理】

 

到达学校的时候，操场西边的那一排垂柳已经吐出嫩黄的芽，山风吹过，枝条齐刷刷地以同样的角度倾斜，那是初春最迷人的景色之一。

我发现，重新走进校园，竟然会产生些许回归故乡才有的感受，看什么都觉得亲切。我又融入了这一切——金馨雨摆着手臂喊出“嗨，大哥”，罗睿摇动“水袖”、蹭着小碎步，鞠玉兰像朝鲜女兵接受检阅那样甩臂走来。

学生们发现两位社工没来（他们在天水参加培训），不安地向我打听：“XX老师不来了？”这种担忧经常出现，有时我仅仅是拎着一个购物袋走向校门口，就有一些并不熟悉的同学追上来问：“老师你要回去了？”

“放假好玩吗？”我与熟悉的同学这样打着招呼，得到的大多是否定的答案。“不好玩，”金馨雨笑着说，“但天机不可泄露。”

有两个四年级女生告诉我，家里长辈病了，一直照顾病人，没什么心情过年。过去两个多月的所见所闻让我知道，大病是这种乡村生活中最可怕的敌人，人们的病痛总是挺到忍受的极限才去医治，而对于多数家庭而言，天文数字一般的诊疗费像是魔爪，足以毁掉为生活改善所做的全部努力。

我开始了上学期从来没做的尝试——去高年级教室转悠。学生们看我的眼神像是在说：走错了吧？，全都是陌生人，我的闯入让彼此都有些不知所措。

有好几次，我想找个由头打破尴尬，但总是欠缺一点勇气，就本性而言，我与多数孩子并无区别，也是不善于交际，在沟通时显得紧张而笨拙。笨人就想笨主意，我给三个高年级班都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电话号、微信号、QQ号，“欢迎与我联系”，我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手机，也有QQ号。后来的交往证明，虽然做法笨拙，我释放的渴望沟通的信号还是被他们接收到了，尤其是九年级毕业班。

依然有一些时刻，我会盯着远方发呆，不清楚自己的积极行动有没有意义。学期开始之初，山色素淡，乍暖还寒，早开的樱桃树点缀在暗灰的未复苏的林木间。

经同学指点，我才知道谁是“忧郁王子”吴子琦，出入六年级教室那么多趟，这个学生居然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外。吴子琦课间很少离开教室，也不参与同学间的打闹。他面容白净，浓黑而微微卷曲的短发茶壶盖儿一样扣在头上，那双眼睛很大，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里面的确有忧郁的气息。既然已经在QQ上交流过，我想争取线下的沟通，有时借着某个由头走到吴子琦所在的小组，顺便问问他在忙些什么，他对我的试探基本不予回应。

班里有一个高个子男生，父母都在外打工，周末回家总是要独自应付生活，他与吴子琦是最好的朋友，甚至可以视为彼此惟一的朋友。沸腾的课外活动时间，他们什么也不玩，站在教学楼的走廊向下看一会儿，就一起回到宿舍，无所事事，就那么坐着或躺着。

  

开学后，我拿出了几个积极方案，包括有目的性地发起游戏，从中寻找心理问题的头绪。有几次，我与六年级学生玩起“真心话大冒险”。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好，你是不是喜欢XX？”
“不，我选择大冒险。”
“那好，你去XX面前大声说：我喜欢你。”
“你真讨厌。”

每一次，每一轮，总是跳不开这样的话题，他们是羞涩的，是佯装愠怒的，他们也是亢奋的，是乐此不疲的。游戏中，既然他们只关心这个，假如我却问出“平时什么事让你最伤心”或“你最想对外出的爸爸说什么”，就显得太煞风景了。

游戏的尝试宣告失败。

我还委托几位语文老师，给五、六、八年级布置一个额外的作文，题目是我拟的，《我更想要的那种家庭》。我希望它是一个身段柔软的题目，通过描述愿景的方式，既可以涉及家长打工带来的影响，又避开了太过敏感的字眼。几天后，作文陆续交上来，这次尝试还算令人满意。

最核心的积极方案，就是选一些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那种既渴望探寻内心又害怕造成伤害的忐忑，始终折磨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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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到了，我开始留意那些不回家的学生，通常，他们有30至60人，绝大多数是那几个偏远村的，山高路远，也有个别学生不回家的缘由，是家长已去了外地。

星期五下午三点多，光闪闪的自动伸缩门吱吱呀呀运作起来，在两种不同的周末生活之间拉起一道隔离墙。门外，回家孩子的高声说笑渐渐散去，不回家的孩子这才纷纷走出教学楼，有人打篮球，有人跳皮筋，操场上的人很少，篮球落地的嘭嘭声显得很清晰。在笔记里，我为这一时刻赋予了主观色彩，称之为“灰色星期五”。

有一次，我向一个经常周末不回家的六年级学生问了傻问题：想家怎么办？她的回答是：还能怎么办。

晚饭后，第二课堂照例播放两部电影，在女生七号宿舍，几个留校学生对今天的片子提不起兴趣。15岁的四年级女生崔小荷把一根带点弹性的细绳绕在两个铁床的支架之间，宽度不足1.5米的空地上，她独自跳起皮筋，嘴里哼唱着歌谣。

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小明在家等妈妈，姐姐说，不要怕，狼鬼子来了我打它，咚咚锵，咚咚锵……树上的叶子树上的花，树上的燕子叫喳喳……

她跳啊跳，跳啊跳，就像进入某种疯癫状态，肢体几次磕碰到铁床上依旧没有停下来，直到跳得筋疲力尽。

同宿舍的两个女孩，一个10岁，一个11岁，她们把上午没怎么吃的米饭和菜拿出来，人蹲着，饭缸就放在水泥地上，三心二意地吃了两口，尽管很饿了，还是对食堂饭菜毫无食欲，她们想吃泡面，可惜外面的卖店关门了。我把桔子扔给一个女孩，她很快吃完。另一个女孩打开一盒牛奶，只喝了两小口，“喝不下”。

在东胜学校，许多学生在照顾自己方面都显得潦草，比如饮水，学生可以到办公室里打开水，但是几乎没有人这么做，他们要么买饮料，要么就干脆不喝，只在吃饭时喝一点菜汤。因为没有足够的热水，周末留校生大多用冷水洗头。

我问崔小荷多久回家一次，她说每隔四五周，有时可以搭别人的车，有时需要走路。另两个女生嘻嘻哈哈地形容着坐摩托的辛苦，很形象地模仿碎石路上的颠簸，姿态就像电视里骑牛比赛的牛仔。一个女孩说，屁股和腰都颠得受不了，但还是比走路轻松一些。小河的上游有四个偏远村落，距离最远的有40公里，完全是山间小路，还要几次淌水过河，即便机动车也要行驶三个小时，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交通就瘫痪了。在东胜，那几个村统称为“上面”。

“上面”有村办小学，现在只教到二年级，转学到东胜学校的时候，那里的学生都有强烈的不适感。一个五年级男生，写得一手好字，他说自己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总被嘲笑，经常哭，、红领巾都没见过”，回答问题时，，红领巾四个角。

第二天一早，崔小荷喝了一小瓶酸酸乳，就算吃饭了。上午11点前后，有人在跳绳减肥，有人在扔飞盘，有人在洗刚采摘的鱼腥草，崔小荷在操场的花坛边沿坐了半个多小时，眼神有些木然，我问她为什么一直坐着，她没有看我，低声说了句“没什么”。那时的阳光很刺眼，国旗旗杆的影子在她身前五米处缓慢移动着。下午接近两点，我又看到她坐在那里，日光更强了，风卷得国旗啪啪作响。

图书借阅登记表显示，崔小荷是借书最多的一个，涉猎也很广，但现实中的她，眼神中没有阅读带来的光彩。来自“上面”的其他同学告诉我，崔小荷的妈妈经历多次婚姻，崔小荷在家里觉得受歧视，也很讨厌后爸的孩子。

我留意青春期的学生，留意周末留校的学生，留意家庭发生重组的学生，这些超出了出发前的设想，在这里生活越久，我就越深切地感觉到，学生们的心灵状况，尤其负面情绪，通常都是包括留守在内的若干因素的叠加，在化学反应发生之后，我显然没有能力拿着试管去进行成分分析和还原，既然它存在复杂性，就去呈现复杂性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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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下旬的周末，校长爸爸出差了，陆紫嫣没有回家，她和妈妈跟着另外两个女生去山上采摘野菜，包括鞠玉兰。回来之后，陆紫嫣的妈妈对两个山里孩子好一番夸赞，描述着她们面对大山的亲切、兴奋和自如，认识好多植物，挖兰花草连工具都不用，非常熟练，并对小时候捉山鸡、捉青蛙的经历津津乐道，“真厉害，我这个大人还需要她们照顾”。

陆紫嫣也说：“登山的时候觉得她们好乐观，好坚强。”我注意到，她使用的是“她们”。

除了抓紧找学生聊天，有时我也会生出淡淡的离愁，这是在东胜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下午时分，一只喜鹊受困于男生七号宿舍，门开着，它却一直在窗户上找出路，我打开窗子，它飞了出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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