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 中国摇滚乐的盛夏终将到来!

20年前，香港红磡“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让中国摇滚乐一度达到辉煌的最巅峰。20年过去了，中国的摇滚乐并没有站在巅峰上迈向更辽阔的天空。相反，却只能远远的回忆着那些远去的背影，落寞如斯。20年，一拨又一拨的中国摇滚音乐人，前赴后继奔赴音乐的疆场，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怒放…

提起张楚，常让人想起“孤独的人”、“魔岩三杰”这些关键词。1987年，张楚只身赴京，后被魔岩唱片签下，借由《中国火》和香港红磡演唱会，“魔岩三杰”被推到巅峰。

那时候，张楚所承载的光环，旁人无法企及。而在2000年后，他几乎完全消失，离开了音乐圈，离开了大众的视野，留给歌迷无尽的好奇与叹息，不知他追寻的路到底在哪儿。

如今，我们看到的张楚，少了些叛逆愤怒多了几分当初没有的温暖。歌迷心里的忧郁诗人，唱片公司眼中的麻烦歌手，他还是他，一个清清楚楚的张楚，一份久别重逢的喜悦。不知不觉我们爱过的男孩都已老了，但他在台上的那种真实，依然深深的感染着我们。

我们始终坚信，那些摇滚乐带给我们的感动和鼓励，不管在过去多少年都不会淡去，只会愈加刻骨铭心。我们始终相信，摇滚乐的回归始终被列入那些执着的音乐人的清单头条。

辉煌的十年，消逝的十年，中国的摇滚乐就这样走过了二十年。从沸腾到落寞，从被贴上浓重地下标签的小圈子音乐，到如今伴随着各种音乐节、现场演出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从狭隘的摇滚乐定义到更宽泛的独立音乐范畴。我们怀念曾经的辉煌，是为了开创更好的时代。20年前，中国摇滚乐萌发了盎然的春天。今天，张楚回来了，摇滚乐的盛夏还会远吗？

这些年，摇滚音乐人都在思考什么？有什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北京听道第九期，邀请到了张楚，为大家诉说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搏斗还是解放
张楚

很荣幸能够来做这样一个分享。我来的时候，一开始是有一些障碍的，比如说在这里必须去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有的时候价值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按照一个习惯来说，没有价值是什么？如果没有价值肯定就不会有人来在这里做这个事情，大家对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感兴趣的，这好像是一种潜意识。比如说我不在这个空间，大家会觉得这个空间有价值吗？

我是做音乐的，算是做艺术的吧。我做一下阶段性的感受和分享。从20岁的时候出唱片，出了一个东西，到慢慢写了一些作品，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带有一种自我探索性个人表达的文化。相对于那个环境下，算那个时代文化里面特殊的声音，跟很多人产生了共鸣。那个时代有一个现象，在商业上和文化上显得非常的成功，事实上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力。比如来说，1997年的时候，我在做第二张唱片之前去大理，那个时候大理几乎没有什么人，我在朋友酒吧里住着。有一天，我走街上，突然有一个小孩其貌不扬地跑过来跟我说：“你是那个谁谁谁吗？”我说：“是”。他说你到我家里去玩吧。然后我就去了他家里，到他家后他拿出几张照片：他拿了一个绳索，在他们家窗户前面做出要的照片。就感觉那个时代这种音乐的共鸣能够让很多个人的精神释放，比如说这个家庭不能够理解我自己，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很多人通过音乐找到释放的空间。

这些东西价值变成影响，对我来说变成一个条件，变成一种追求，我要为这个东西努力，甚至变成一种类似信仰之类的东西。如果带着对世界的关怀或者对某一种东西的对立，有的时候这个价值条件对自己来说是很苦恼的事情。比如像Nirvana（涅槃乐队）那样的音乐，他会非常反对在商业社会里面对人自由的一种包袱，对人性的一种束缚。如果总是带着这样批判性的眼光或者精神，我自己觉得在我的生活里头，有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包袱。有的时候，有的人选择很好的生活，我会看不惯商业的那种很繁荣的运作，这样的话我会有很大的一种信心，同时有一种很大的矛盾。虽然我会有一个条件排斥性，这个东西不是我精神上所符合那种价值的标准。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这种执着的东西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

我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情况，周围的人还是忙忙碌碌的上班，文艺的青年对社会抱着一种期盼、逃避或者愤怒的姿态。就像，那一天我抱着打印机我去修我的打印机（这是一个挺现代商品），我坐一个出租车去那个地方，那一天也许我注意力突然就转移了，我完全是很平静的活在我自己很日常的精神世界里，没有在我精神世界里再去制造一个更大的世界观。那一天我感觉好像一下回到了十几岁一样，很愉快，我会跟那个司机很愉快的说话，去了那儿他们给我一个很愉快的服务，那一天在我的日常会认为满街是行尸走肉的世界，那一天非常的完美，周围根本不存在精神世界所构想的世界。

回到家我觉得非常的奇怪，我在想这个精神的世界和这个内在的东西差异怎么那么大，他怎么会让我感受到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我就要寻找这个东西的力量和那个东西力量之间的差异，那种世界的力量会把人锻炼成一种很坚强、很勇敢的人，或者一个有信念的人。这种信念我自己分析了一下，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固执，或者有一点点不像真实的东西。比如说我看特丽莎修女，我看她的照片永远是一个奉献精神的人，她怀着一种责任，我在猜想这张照片肯定不是她，她难道没有一天是很高兴的为一个病不是很重的人服务吗？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能帮助好，难道她没有一天很高兴的甚至想去恋爱，甚至想去淘气，或者想去桀骜不驯那一天吗？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理想的价值把我们捆绑在一个完全不符合真实的位置，真实的东西有的时候它需要一种自我的解放，去解放那种强烈的想去改变世界的决心和不妥协的勇气， 有的时候那个不妥协是人害怕失败的一种表现。

我就开始在这种价值上不给设定、不给它外界的一种先锋的文化，或者某一种我们自认为自身很理想化的价值所设定那个东西。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一个阶段我是很讨厌的，我说话特别尖锐，只注重某一方面价值，其他东西我不处理，出去丢三落四，朋友要帮我去捡东西。就像我们追求的超人，反而他更具有超人的能力，因为他内心不设限定对价值的包容。也是从那个时代到今天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所产生的一些变化，带来给我们看待世界的一个可能性。

比如说有一个阶段，我跟何勇我们去后海，发现变的特别商业，到处是歌舞升平，纸醉金迷，所有朋友全部离开了那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简直已经完蛋了，是一种很失望的心情。今天再去后海，想去体验小资的那些人，因为他们要经历这样的东西，他以为有价值的东西。价值变得真实的时候，后海也变得开始有序，也许崇尚小资和崇尚理想主义的人面临同样生活中认知的过程，今天到后海还是能感受到那个环境带给你的让你觉得美好，不被打扰，不会因为某些特殊的变化而改变。

到了今天的音乐文化，比如说音乐里面，我们摇滚乐会排斥商业音乐或者排斥一些人的妥协，我们会有这种价值的比较。我自己觉得真正内心开始解放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做我自己最想要的那种理想，不再干扰我对另外一个东西的评判。我可以更多时间投入在我的兴趣和我的探索，建立我认为最好的东西能力实践上。最近这两年我开始不再因为环境对一种价值的限定，刚开始跟我的乐手尝试做一张新唱片，他们不理解，他们觉得不是摇滚乐，我尝试做一个东西，我想知道的东西，我就做完了，再混音准备出版。

最后想去说的事情是，从青春对价值的把握和紧紧抓住不放，到最后去释怀，产生再去用一种更解放的态度，更自由的态度来看待自己所经历的过程和生活中别人给的一种重新的我认为好的，或者我认为不好的东西，我又看到好的，这样东西的一种比较。它让我更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那些自由的东西，依然在那个地方，只是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设定。最后回到一个开始，我说这个空间，假如说我说的这些价值，这些东西都不存在，这些空间是什么？它真的没有价值。我回到这个问题，所有的空是承载了我们自己价值的，所有我们赋予了活力的一个剧场，所有的生命都在空间里头上演，只是我们设定了这个角色是好的，这个角色是坏的，我们慢慢习惯的。但是，真正承载我们的是这个空间的东西，当再次放弃掉对这个价值的绝对的评判，那些更美好的东西就会重新再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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