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瑜 |音乐模式:中国传统音乐“创-演”(Making)的基础

一、模式与音乐模式

 “模式”一词按照百度百科上的解释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2]所谓“音乐模式”是指音乐外在形态的一种结构框架。任何音乐作品都以外在的某种形式而存在。我们说某种音乐是模式化的，或某种音乐形式是非模式化的，其主要区别在哪里？对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到如下的答案：所谓模式化的音乐，是基于一个或数个音乐完型，即能够表达完整乐思的旋律材料，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衔接，并按照一定的框架进行重复或变化重复。这些旋律材料和结构框架在不同场景和不同演奏者的演奏中重复使用，这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该音乐结构是模式化的，否则答案是否定的。模式与材料既相同，又不同。它们都作为音乐作品的素材，但是，材料是可以裂变和变形的，而模式则保持相对的完整性。

有些民族民间音乐虽然有着强烈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但模式性并不明显。如民间歌曲，每个地区的风格均不同，虽然限定在某一地区之内的不同歌曲之间在风格上有很强的一致性，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歌曲是模式化的，因为每一首歌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尽管歌曲间在旋律上有着某种一致性，我们把此作为地方风格，而非模式。歌曲与歌曲之间没有连接规律，不同人对歌曲的选择也不相同，所以，单独的某一首歌，或者作为某一民族和地区的整体民歌概念并不被看成是模式化的。

然而，在某些具有一定专业化和高度化发展的音乐品种中，在音乐材料的应用上是有选择的，而且在表演过程中形成了材料的选择、连接和变异上的某些规律，不同的演奏者均按照规定的规律来进行自身的创作，形成了文化中系统性和变异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往往把此称为“高文化”的体现。“高文化”并非基于文化歧视而提出，显示的是文化构成上的特点，其目的在于指出不同音乐文化间的品性。所谓“高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专业化发展的特点，但又受到整体文化系统的制约，从每个个体的创造中显示和塑造出的是整体的文化特点。

西方艺术音乐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在整体上打破了音乐文化系统上的模式，建立了一套系统化的创作理论与规则，每个个体的创造可以符合这些理论与规则，但在个体之间却不存在任何的制约，也基本上不存在雷同，即没有统一的模式可言。如果按照线性发展观，从文化系统制约下的自由创作，到文化系统之中的模式建立，再到突破文化系统界限的共性理论的形成，体现出了人类音乐历程的发展与演绎过程。然而，文化相对主义则以文化的平等原则来与这种线性发展观相抗衡，提出了多元文化的理论观念。本文便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为基础，来探讨中国音乐文化中的模式性和其在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中的作用与意义。

现代音乐创作讲究个性，每个作曲家采用自己的音乐语言，突破传统的结构模式，创作出一种全新的作品风格。尽管这种风格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历史根基的，但“个性”是作品成功的基础。谭盾曾多次强调，音乐创作上的重复等于死亡。

然而，许多文化中的传统音乐却并非如此，大部分作品遵循一种模式，在此模式里进行个人的创造，而这种创造不能脱离原有模式。由于不同的人可以在同样的模式中进行创造，进而形成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尽管每个人都可为自己所创造的作品命名，但众多作品却都有同样的模式，为此，模式便被称之为“传统”。所以，传统与模式便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不存在没有模式的传统，那么，模式便成为了传统的关键因素，体现着传统的本质。所以，虽然说传统是一个大的概念，但是，就音乐传统而言，体现到音乐形式上便成为了模式。

中国古人写诗、写词，首先需要学习的是格律，不同的词牌格律不同，格律便构成了词牌的模式。其中既包括每种词调的句数，也包括每句的字数，以及每个字的平仄格式，如此，每个字都是很讲究的，不能随便而为之。在这种严格的模式下，词人们的创造力却没有受到限制，词家的艺术创造便在限制与突破限制的相互关系中展开，而中国诗词的艺术魅力也便由此关系体现出来。中国音乐传统受到诗词的巨大影响，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曲牌，众多曲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由词调、到词牌、到曲牌、再到旋律模式，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旋律曲牌的发展过程，该过程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模式化的基础，也塑造了中国人音乐审美上的模式化心路历程。

二、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两个“模式”范例

1.京剧二黄腔的音乐模式

什么是二黄？简单的答案是：京剧音乐中所用的声腔之一。如果着眼于音乐的形态，可以说，二黄即一种较为固定的旋律模式。在刘吉典《京剧音乐概论》[3]中，作者用图表的形式解释了二黄腔的腔词句式关系，如下：

二黄腔的上句：[4]

二黄腔的下句：[5]

二黄腔在板式上不如西皮丰富，但在句式上却相对复杂，上下句式不同（西皮腔上下句基本相同），且有多种变化。上面两个图示，其主要特征包括：长度（所含的板数）、分句、腔词关系、过门、落音、旋律腔型等因素，这些在不同的剧目中、由不同的人来演唱均是不变的，故而成为了二黄腔的模式。

2.中国传统器乐的“八板体”模式

八板体是中国传统器乐中众多乐曲采用的一种结构模式，它是基于一个旋律片段，该片段含8个乐句，每个乐句含8板，把各乐句中的板数相乘后得64板，其中第5句扩充4板，总数构成68板。

谱例1：《八板》（按《弦索十三套》中［十六板］一曲中的［八板］旋律重新记写）[6]

该旋律有什么重要意义？了解中国传统器乐的人都知道，很多中国传统器乐曲都是基于八板体衍化而生，如《十六板》（弦索十三套）、《阳春白雪》（琵琶）、《中花六板》（江南丝竹）、《寒鸭戏水》（潮州音乐）、《出水莲》（客家筝曲）、《高山流水》（山东筝曲），等等。华秋苹《琵琶谱》中收录有57首“西板”小曲。所谓“西板”，就是由八板体变化而成的小型乐曲。如此，《八板》便成为了部分中国传统器乐曲演绎、变化的原始模式。

注释：

[1]中国传统音乐是在创作和表演两个过程中完成的，适合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术语“musicmaking”，因为创作和演奏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把Making翻译成“制造”，用在音乐上有些奇怪，故用“创-演”来表示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和演奏过程。

[2]最后上网时间：2014年1月6日。

[3]刘吉典：《京剧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4]同③，第164页。

[5]同④。

[6]［清］荣斋等编：《弦索十三套》，曹安和、简其华译谱，杨荫浏校订，人民音乐出版社，1955年，第1卷，第2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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