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流水账丨摇滚乐给我带来了什么

    我身边喜欢重金属音乐的人不太多，所以我很少和别人痛痛快快的聊聊重金属音乐。不过这倒并非很使我失望的事，因为我知道这是种很难让人能够愉快的接受的话题。即使我喜欢文学，我也不大和别人聊文学，偶尔和几个信得过的朋友会说个没完，虽然是对着别人讲话，但还是像是在自言自语。 直到萨满乐队唱完最后一首歌，王立夫把麦克风转身放在台上，我们才意识到这一切已结束。台上歌手们的致谢词，台下观众们的唏嘘，都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一样同时出现这个世界里。我也独自披上外套，走出酒吧，踽踽独行在依旧注满雨水的长春大街上。夜色笼罩下来了，我并不关心到底是几点，到底我在哪里，到底我是谁。雨水冲刷着街道，却始终冲刷不了我。我像是一块顽石，默默的伫立在公交车站下，等待着那辆222路公交车的姗姗来迟。 我在一些散文里放出狂言，那就是我从来不对所谓的知己抱有任何期待。但日子久了，活在孤芳自赏的精神世界里，也难免会有点忧郁起来。所以我又渐渐尝试去培养其他方面的兴趣，倒不是寻找朋友，无非为了让自己开心一点罢了。但大多半路出家的兴趣都没能长久，也从中见识到自己的真实面目。唯有几样兴趣能保持至今，不算是两手空空。而其中，摇滚乐是颇使我愉快的一种乐趣。在摇滚乐中，重金属尤其使我陶醉。或者，毋宁说是一种痴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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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重金属摇滚的兴趣确切来说是从去年的第五届长春热派音乐节开始的。那时热派音乐节邀请的乐队和歌手很多，风格也多样，有民谣，有摇滚，也有通俗。但摇滚居多，而摇滚里又重金属居多。按照萨满乐队主唱王立夫的说法，在长春，只要办音乐节，都是金属音乐节。他或者说的有点夸张，但重金属音乐在长春音乐界的地位确是无人可敌的。且不论萨满这种长春本土金属乐队在国内金属音乐界的地位，单是每年长春新增的金属乐队的数量和质量也是蔚为可观的。长春在摇滚乐迷心中无疑成为了国内重金属基地。我和重金属音乐相见恨晚，但又一想到自己竟然正在重金属基地求学，又心生侥幸之感。

重金属音乐很狂很躁，所以往往造成评价的两极化。喜欢的人狂热捧吹，不喜欢的人嗤之以鼻。尤其是对于一些钟情于传统文化的朋友而言。当时热派音乐节入驻吉大，我的一位朋友看着那些抢着去买票的人说，郑声淫也，郑声淫也。我那时还不太懂何为郑声。直到后来看《论语》里，孔子老人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始。可见在儒家看来，郑声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音乐，而且应该从人民群众中剿除消灭，才能实现真正的大道之行。朋友说摇滚乐是郑声，自然是抱有一定鄙夷之意的。后来我与他也日渐疏远，盖因我已经丧失了追求君子之道的初衷而沦落为不折不扣的小人了。或许他没有想到的是，我不仅成为小人，而且又痴迷于郑声，简直是无可救药了。我甚至想，没准我们的先祖们早已培养了摇滚音乐的萌芽，只是被孔子这老狐狸给删掉而无从得知了。我当然并不是说对孔子有何微词，只是出于我自己对摇滚的喜爱来说会有些想入非非。也有人说，早期的劳动号子算是中国摇滚乐的前身，也完全像是在自吹自擂。我想，这未尝没有道理，只是过于牵强了些。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脾性，这种脾性或许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阅历的增长而改变，也可能在某时某刻被一种迎合这脾性的事物所点燃而得以彰显。而我也正是被热派音乐节的金属摇滚乐点燃的。当乐队准备就绪，架子鼓炸响在空气里，吉他贝司开始轰鸣的一刹那，仿佛一道闪电一下子照亮了我，一股电流迅速流经我的全身，使我不由自主随之舞动叫喊起来。就好像一个久违的老朋友，忽然拍你的肩膀说，喂，还等什么？来吧！于是，我接受了这感召，犹如信徒顺从了上帝的旨意。不过，信徒是变得更加虔诚，我却变得更加狂热。摇滚乐就是如此，能轻易地把一个规规矩矩的学生变成一个疯子，把一个顾盼流转的淑女变成一个疯丫头，能把一个安分守己的中年人变成一个少年。在雨点一样的鼓点声中，在如海潮一样澎湃的吉他声中，所有人消除了身份，消除了职业，消除了阶级，甚至消除了性别，消除了地域，消除了年龄。你来到现场，那你就只是一个来听摇滚乐的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你只是一团被点燃的火，你只是一块被滚落的石头，你只是一个被扬起的尘埃。我想，也许这就是摇滚存在的意义，让你忘却，让你疯狂，而让你苏醒。

热派音乐节是在吉大举办的。那时正是秋末，空气里透着丝丝寒气。我一个人去买了票，然后走进体育馆里。听东北偏北的民谣，听末小皮的碎碎念，听奥修斯的说唱金属。一会儿想哭，一会儿又想笑。一会儿想安静的闭上眼睛，一会儿又想大喊大叫。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筋疲力尽，兴尽而归。而又在这又哭又笑之后，胡乱凑成了一篇名叫《热派摇滚，青春无悔》的文章，把那些在现场抓拍到的照片拼到一起，也一并贴到了文章里。在文章倒数第二段，我写下这样一段呓语似的独白：“那一刻，我们似乎成了世界的中心又成了世界的边缘，我们似乎死去又似乎重生，我们似乎即将告别又阔别重逢，我们似乎垂垂老矣又风华正茂，一切都是那么年轻，那么匆匆。”也许有心人会看出来我是在模仿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结尾的那段话。到现在为止还是改不掉这个习惯，老是顺手拈来他人的字句凑到自己的文章里。不过我觉得这不算是冒犯。那时我正处在一段很苦闷的时期，功课一塌糊涂，工作杳无音讯，朋友也零散分离，爱情更是遥遥无期。我想，总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一切会好起来的。而摇滚乐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对我的劝慰，不是那么语重心长，也不是那么义正言辞，就像是朝你胸口擂了一拳：嘿，兄弟，这算个啥！还有摇滚在呢！

我又一次去现场听摇滚乐是在半年之后。那是在我即将补考电子线路的前一天，正是长春的雨季，到处都是湿漉漉水淋淋的。我一个人在街头茫然地走着，一脚水一脚泥。走到音乐会现场时，裤脚和鞋袜已经“淋漓尽致”了。人们簇拥在台下，目光灼灼。我与他们素不相识，却像是老朋友一样拍手击掌：“嘿，来听摇滚的吧。”“是啊，来听摇滚的。”“你最喜欢哪个乐队？”“萨满！”“我也是呢！”在那里，摇滚乐是最通俗的语言，鼓点是句点，而旋律是我们特有的腔调。那种弥漫着浓浓金属味的腔调。灯光闪耀，鼓点骤响，吉他声停欲语迟，在充满暧昧气息的烟雾里，摇滚乐队“一语惊醒台下人”，全场犹如炸裂了一样，热浪迭起。在间奏的时候，大家开始玩起跳水，对撞，以及那种疯狂的不可理喻的摇摆。年轻的肉体们碰撞在一起，年轻的嘶喊声交错在一起，年轻的手臂们挽在一起。让我们跳吧，叫吧，闹吧，这就是摇滚啊，这就是青春。让我们在人群中忘却自己，在音乐中忘却自己。那一刻，只有鼓点和嘶喊，只有执拗与热情。门外的雨，路边的泥，远在天边的风生水起，近在咫尺的生老病死，又都算得了什么呢？此刻便是永恒，此刻唯有你我。

我在人群中疯狂的摇摆着，就像是一个上紧了发条而被主人遗忘的玩具，不再在乎任何目光和语言，不再在乎任何主义和信条。那群女孩子长发飘飘，舞起来的头发像是在半空里倾斜的黑色瀑布。而男孩子放肆的大叫，倒像是重获自由的野兽，恨不能一步登天，了却尘寰。台上的摇滚乐队又蹦又跳，扬起的脖颈在空中有着极精致的曲线，而吉他手和贝斯手则岔开两脚，拨弄琴弦如手中玩具，时不时变幻出各种花样。整个现场就是一场嘉年华的狂欢，所有人都在舞蹈，都在咆哮。与此同时，外面雨声潺潺，柔弱无力，绵绵不息。

那是多么尽情贪欢的一个下午！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一个下午！

直到萨满乐队唱完最后一首歌，王立夫把麦克风转身放在台上，我们才意识到这一切已结束。台上歌手们的致谢词，台下观众们的唏嘘，都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一样同时出现这个世界里。我也独自披上外套，走出酒吧，踽踽独行在依旧注满雨水的长春大街上。夜色笼罩下来了，我并不关心到底是几点，到底我在哪里，到底我是谁。雨水冲刷着街道，却始终冲刷不了我。我像是一块顽石，默默的伫立在公交车站下，等待着那辆222路公交车的姗姗来迟。

我上车时，车上人并不多。有些人睡着，有些人盯着手机屏幕发呆。也有些人百无聊赖的看着窗外。我看到那些刚刚和我狂欢的人们纷纷披上雨衣，或打开雨伞，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们仍然和我素不相识。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我们依然不过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但曾经在某个场所，在某个鼓点的轰鸣下，我们曾经拥抱在一起，手拉着手一起转着圈，大笑大闹，最后默然分别。这是一场终究要面对的现实，但不要问我现实和梦想的意义。他们对于我而言，一样重要，一样值得珍惜。

我就要毕业了，就要永远的告别我的学生时代。很难说做学生的这些年我得到过什么切实有用的东西，多的是一些如金子般熠熠闪光的回忆。而这些回忆里，不乏沉重者，亦不乏轻快者。而摇滚音乐会，始终是我一直视若珍宝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我终于可以鼓起勇气说，我是爱摇滚的，我是爱金属的。我爱那些使我为之疯狂为之着迷的事物。我很爱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下一次又会在哪里听摇滚呢？我不知道。但我希望那时我的热情还依旧在，如我此刻一样炽热而真挚。

人生那么长，又那么快，我只想再慢一点，再尽兴一点。如此而已。

但不要看轻我们的执着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