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3 23:51:39
第五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开幕特别音乐会（甘源/摄）
文 | 孟绮
4月6日，两年一届的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将开启大幕，在23天的时间里，汇集国内9支交响劲旅，演绎35部中国交响乐经典与新作。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将以“改革开放40年礼赞——世界语言·中国故事”为主题，集中展现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发展与成就，展示中国当代作曲家的艺术创作活力及风采。
“中国交响乐之春”自2008年首届开始，即以推动中国本土作品的创作和演奏为旨趣。10年来，在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的舞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家交响乐团举办了近百场集中展现中国交响乐作品的交响音乐会。“中国交响乐之春”不仅是国家大剧院的品牌项目，也是展示全国各地乐团实力、推动中国管弦乐作品创作与演奏的国家级音乐平台。
受邀参加本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9支交响乐团各具特色。这其中，、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也有新世纪以来创立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等乐坛新锐。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和苏州交响乐团两支新成立的交响乐团更将为“中国交响乐之春”增添新的色彩。这两支交响新军与上海爱乐乐团都是首次登上“交响乐之春”舞台。
在曲目策划方面，本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挖掘了一批扎根中华大地、贴近人民群众的优秀中国原创交响乐作品。其中，《云南随想》《哈尼印象》《纳西一奇》等作品将展现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京华风韵》《炎黄风情》《草原之歌》《南海渔歌》等交响旋律将以音符为画笔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京剧交响曲》《社戏》《江城子》等作品更是融合了诗词、戏曲、民间音乐等传统文化精华。参与本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几位作曲家、指挥家各自讲述了自己40年来与中国交响音乐的不解之缘。
■作曲家赵季平：
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平台非常好，我在去年就讲到过，中国的各界人士、各部门都应该关注中国交响音乐的发展，国家大剧院已经举办了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这种对中国交响乐的关注和思考跟我不谋而合。我跟大剧院院长陈平很默契，他有“大情怀”，他是希望中国艺术在新时期要有新的飞跃，要和时代接轨。把中国优秀的音乐作品推出去，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还需要一批优秀的作曲家共同努力，同时还需要优秀的管理者，有这样的汇演以及这样的平台，缺一不可。有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这样的平台，也是我们的福分。一群老中青作曲家，在这样的平台下，展现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国家大剧院在推动，作曲家静下心来在写作品，。不能总是表态，要身体力行拿出真货来。
我第一次采风是1963年，我在音乐学院附中，第一次去陕北采风，去西安的大卡车上拉着我们的行李，走了两天才到延安。上世纪80年代，我跟陈凯歌、张艺谋一起为电影《黄土地》采风，当时的条件非常艰难，我们一行人一个土炕。这些采风的地区我后来也回去过，比如说延安，最大的感触是百姓生活好了，同时也有一些担忧，包括对原生态音乐的保护。我在音乐学院担任院长的时候，成立了陕北民歌班，这个成效很大，把陕北民歌歌手招到音乐学院，给他们平台让他们接受新音乐的教育，但有一点不能变，就是他们的唱法。我们还建立了西北音乐研究中心，用现代科技抢救原生态音乐，把那些素材全部录入计算机留下来。我们还将陕北民歌和红色民歌重新整理加上钢琴伴奏，出版后进入高校，甚至传播到国外，这就是抢救传统音乐。
现在的创作环境更加开放、多元，我感觉有喜有忧。喜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平台更好，忧的是注意力不集中。有思想有抱负的人会静下心来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这非常重要。
■指挥家陈燮阳：
朱践耳是我国一位非常伟大的作曲家，他的作品非常多，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他还写了很多管弦乐作品以及交响乐作品。朱践耳的作品在北京演得比较少，在上海演得比较多。因为他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每写出一部作品，我们就会演奏一部作品，并且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出了总谱，灌制成了唱片。我觉得在所有作曲家中间，他是非常幸运的。而我比较幸运的是，在我担任交响乐团的指挥期间，有幸指挥了他基本上所有的管弦乐和交响乐作品，并且录制了唱片。在录制唱片的过程中，他几乎是手把手告诉我，这里应该怎么处理，那里应该怎么演奏。他非常细致，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音符，都要告诉我，教我。所以我想我对他作品的理解，应该比其他指挥更加深入一些，更加熟悉一些。正是因为朱践耳的作品在北京演得少，并且他去年去世了，很多音乐界的同行，都十分希望听到朱先生作品现场的演出。所以在我报曲目时就坚持，一定要上演朱先生的管弦乐作品和交响乐作品，国家大剧院也同意了我的设想。
另外还有唢呐协奏曲，这也是朱践耳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唢呐是民族乐器，本来与西方的管弦乐队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他处理得很好，并且运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对于唢呐演奏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下半场是他的《南海渔歌》，这首曲子是他原来为上海一个舞剧所谱的曲。这一次我们把这支曲子拿出来演奏给大家。这支曲子我们又进行了加工，相较原来的版本更加丰富了。又保留了原来曲子中的意境和韵味。几十年以前，唢呐协奏曲在北京上演过。我希望北京的乐迷和同行都能够来听这场音乐会。既是检验苏州交响乐团，同时又是加深对朱先生的作品的理解。
■作曲家叶小纲：
1978年，从工厂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意味着我能走上音乐的道路。印象中，我们学习都很努力，虽然校园很简陋，学习条件也不是很好，但大家都一门心思扎在学习上。整个学校都是良性竞争的氛围，对于学生时代我是十分怀念的。改革开放后，，所有的知识青年都可以考大学，只要有本事就可以入学，改变了中国一代人的命运，我们都很感怀这个时代。学生时代的创作环境是百废待兴，眼前一片灿烂的未知数。我们觉得人生可以迈向新的台阶，我们的作品可以表现民族和个性。时隔40年，中国的音乐创作更加繁茂、更加旺盛，题材和体裁更加多样化。每一个创作个体都有很大的选择性自由，也是强大的挑战，写什么，怎么写，怎么表现出艺术身份和艺术个性，都关系到今后的作品能否留存下来。总的来说，现在的创作比学生时代更加艰辛。我并不认为现在学生的创作状态会比我们幸福，我们当时是理想主义。对于我们而言，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当年的艺术是有一点定论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音乐的蓬勃发展，产生出一代能表现当代文化和当代艺术形态的音乐艺术。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演出的创办初衷是非常好的，它不仅是主推中国作品，还包括中国的乐团。它让交响乐这种来自国外的艺术形式能在中国的观众中慢慢发扬光大，让大家有所认识。交响乐这种形式描述中国文化在国外同样能引起共鸣，现在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交响乐的魅力，正是因为“中国交响乐之春”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近40年、50年以及当下的中国交响乐作品通过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的舞台集中展示，我相信这对全国音乐界是有重大影响的。
■作曲家张千一：
我从小生长在音乐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艺术，一直很喜欢艺术。起初我从事的不是音乐创作，而是器乐演奏，后来慢慢迷恋上了创作。十几岁的时候，我开始写作品；20岁左右的时候，我完成了第一部交响乐作品交响音画《北方森林》，很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全国第一届交响乐作品比赛，这部作品获得了一等奖，我也由此登上了中国乐坛。
我可以说是时代的幸运儿，但也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当时学习音乐创作的时候，每天练琴平均8到10个小时，还要做一些和声、配器方面的作业。创作《交响音画》的时候，我专门去阿里河鄂伦春族自治县采访，搜集鄂伦春族的音乐素材。我在那里生活了45天，经历了非常多的艰难。当时的采风条件和居住条件异常艰苦，我在当地得了痢疾，因为县医院没有传染病科，不得不住进了地级医院。采风之后，经过了7个多月的创作，最后完成了《交响音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我的创作经历长达近40年，也伴随着改革开放这40年。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飞跃式的发展，也为中国艺术家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时机和创作环境。我们这些从事音乐创作的艺术家应该要有责任有担当，创作出更多更好反映时代、讴歌时代、积极向上的艺术作品。
我和国家大剧院有过多次合作，包括舞剧《马可·波罗》，歌剧《兰花花》。大剧院举办了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这样重要的交响乐展演活动对中国交响乐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全部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我特别欣慰，特别自豪，衷心为大剧院点赞。我们的确应该竭尽全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来推广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在中国的舞台上，由中国乐团尽可能多地演出中国作品。只有经过这样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音乐创作才能与世界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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